河北大学史学博士利用AI在毕业论文中大规模造假

寂静回声

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叫做《辽代碑志文研究》。作者康奥博，河北大学文学院2026年6月毕业。
众所周知，辽朝文献的一大特点，就是材料稀缺。即便加上契丹文字的材料，所有的辽朝文献也都可以用“穷尽”二字来形容。这意味着，作者选取这样一个题目，材料是有限的，也是为人所熟知的，要想在这样的题目上做出文章，难度很大。所以当我看到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作者“其志不在小”。先看英文封面。所有的单词与单词之间都没有空格。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者“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字。
摘要部分，读了读，半通不通。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再看绪论。第3页，作者说：“自2000年以来，学界对辽代碑志文的关注较少，更多学者视角都以辽代出土碑志为主，来进行校勘整理工作，期刊论文数量更为稀少，更没有从碑志文这一文体角度出发。”“期刊论文数量稀少”，这是作者的判断，请大家记住这一句话。
第7页，作者介绍自己写作论文所采用的方法：“广泛查阅古籍文献、考古报告、前人的相关研究著作及论文等，收集关于辽代碑志文的记载、解读、分析资料，了解已有研究成果与现状，为自己的研究奠定基础。”为此，作者还说自己走访了很多博物馆和文保单位，“亲自查看碑志的实物情况”。

“亲自”，这个词用得何其美妙啊！它让我们感到，作者为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能忍常人之不能忍，吃了常人所不能吃的苦，才有了累累硕果。看到这里，我丝毫不怀疑作者投身学术的热情与认真。
第一章第一节，分为三个部分：一、辽代的建立与疆域变迁，二、辽代的民族构成与融合趋势，三、辽代的宗教信仰与文化政策。作者从第9页写到了第31页，看似洋洋洒洒，但在我看来都是正确的废话。因为这些内容在研究辽朝文史的学者看来，都属于常识（例如契丹哪一年建国，辽朝政治的变迁，等等）。如此常识的内容写进需要创新的博士学位论文之中，不是正确的废话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上述内容尚属可以保留的话，那么作者接下来的论述，真可称得上是“满嘴跑火车”。
第34页，作者谈到了宋元时期对辽代碑文的著录，举的例子是赵明诚和李清照的《金石录》，称这本书收录了一篇《辽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注明这篇文献在《金石录》卷3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8页！这就非常搞笑了。
首先，《金石录》收录的是北宋以前传世的钟鼎碑版铭文，墓志这种出土文献，显然不在收录范围之内。
其次，《金石录》全书只有30卷，哪里来的卷31？最后，《寂善大师墓志》于1995年9月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乌日根塔拉农场一分场的一座山里出土（实际上是被盗了），宋朝人怎么会见到新中国出土的墓志？
此墓志曾有学者研究（郝维斌《辽“故圣宗皇帝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铭”考释》，《考古学集刊》2004年第14集，第433—440页），作者号称广泛查阅前人研究著作，怎么会连这样一篇考释墓志的文章都没看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泉下有知，恐怕也要借魏徵的剑在梦里把作者杀了。

紧接着，第35页，作者宣称：“《辽东志》卷9《艺文》中，完整著录了辽代《辽东丹王耶律倍传碑》（即《耶律倍墓志铭》），不仅收录了碑文全文，还附加了‘按语’，考证耶律倍的生平与碑文的史料价值。”
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他的墓葬显陵的具体位置在不久前才被考古工作者确认。至于耶律倍的墓志，恕我眼拙，实在不知道这方文物是哪里来的？连当代考古工作者都不知道的文物，请问明朝人是怎么知道的？作者又是从哪里找出来的？昨天刚造好的吗？
同页，作者又声称，清朝王昶的《金石萃编》：“对《辽兴宗仁懿皇后哀册》的注释，引用了《辽史后妃传》《契丹国志》等文献。”又作了考证云云。此段论述真是信口开河，张口就来。
《辽兴宗仁懿皇后哀册》1922年6月由比利时传教士克尔文（Louis Kervyn）在辽庆陵中陵（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白塔子乡瓦林茫哈地方）发掘出土，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清朝人还能见到大清亡了以后才出土的哀册？康同学，你就不怕他们爱新觉罗老祖宗的棺材板都盖不住了？

类似的“伪造”，在康同学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可谓“俯拾皆是”。第36页，作者又说：“乾隆年间，《钦定热河志》中著录了辽代庆陵出土的契丹文哀册。”
如上所述，辽庆陵的哀册是在1922年发现的，同年辽兴宗的永兴陵出土了契丹小字和汉字版的《兴宗皇帝哀册》《仁懿皇后哀册》。西辽灭亡后，契丹文字成为无人能够释读的死文字。1922年辽朝墓葬出土的一系列哀册，使得失传几百年的契丹文字重见天日，契丹文字的释读工作自此展开。
乾隆爷要是知道皇朝还能“发现”和“识读”契丹文字，不得把这一重大发现写进《四库全书》？

第41页，作者谈到20世纪初辽代贵族墓葬发现的汉文墓志时，居然提到了《辽萧义墓志铭》，而且说得有板有眼，材质、大小、字数一应俱全。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儿！
然而事实真相是什么呢？1976年，萧义墓才被发现（而且被盗掘严重），随即出土了墓志（刘东社：《辽萧义墓志考释》，《文博》2000年第6期，第55—62页）。请问，20世纪后期出土的墓志，20世纪初的人是从何得见的？康同学，你的占卜算卦之术，学得不错嘛！

康同学不仅擅长“关公战秦琼”，替古人未卜先知，而且热衷于伪造参考文献。每打开一页，都让我惊艳。第44页，作者谎称2018年辽宁阜新出土了《辽萧氏家族墓志铭》。
这是相当搞笑的。因为内行人都知道，墓志是写给某一个具体的逝者的，所以墓志铭一定要体现逝者的姓名。哪有一方墓志是写给某个家族的？
更搞笑的是，作者还非常认真地给出了这一处考古发掘的文献来源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辽萧氏家族墓发掘与多学科研究报告》，《考古》2020年第5期，第102—105页。问题是，我随手查了查，《考古》2020年第5期，没有你说的这篇文章啊？
难不成，康同学看的是专供袁大总统阅读的“宫廷版”《考古》？

第45页，作者更是抛出了一颗比“小男孩”还要厉害的原子弹，震惊全球学界。作者声称，2022年在新疆塔城发现了《辽耶律大石纪功碑》。
耶律大石是西辽的开国皇帝，在正史中记载寥寥。要是真的发现耶律大石的纪功碑，那肯定能排得上“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问题是，这个连中国一众考古学者都不知道的纪功碑，作者是从何得知的？难道作者天赋异禀，能看到我们芸芸众生看不到的东西吗？还是说，外星人送给康同学的？
顺带一说，2023年第1期的《考古与文物》，我也没找到作者引用的这篇文献《新疆塔城辽代遗址调查与发掘简报》。

既然说到了参考文献，内行都知道，评判一篇论文好不好，参考文献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如果参考文献都是二流、三流，那么建立在这样研究基础上的成果，还能是一流吗？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作者的参考文献，不是二流、三流，乃是泥石流。
第302页，“现代专著”第15条，作者列出“刘浦江.辽金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刘浦江老师的这本书，只有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华书局2017年版。作者列的这个版本，从何而来？
我要提醒康同学：《出版管理条例》白纸黑字地明确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业务，均属违法行为。

同样的问题，又见于303页，“现代专著”第29条，作者列出“冯永谦.辽代新出墓志辑校[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24.”我搜来搜去都找不到冯先生这本书，请问冯先生是写完以后只送给你孤本了吗？
接下来的几条参考文献，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第30条，“祝尚书.宋代文体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23.”；
第32条，“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续探[M].北京:中华书局,2014.”；
第33条，“盖之庸.辽代墓志汇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第34条，“王晶辰.辽代墓志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这些条目，我都找不到相关的出版信息。请问康同学，难道他们的著作，都只送给你一个人看了吗？

接下来“期刊论文”部分，作者更是直接崩塌，干脆不装了。不知道各个期刊编辑部的同志们以及诸位作者，看了以后有何感想，是不是要学坤坤发律师函警告一下呢？
例如，第303页，“期刊论文”第8条，“程妮娜.辽代多民族政权的文化建构与碑志文体裁演变[J].中国边疆史地究,2021(03).”可是检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查无此文。
既然我说康同学的泥石流是崩塌式的，那就不能只是这点力道。第304页，作者列出了29条文献。这些文献的情况，真可以用“骇人听闻”来形容。
第13条，“张国庆.辽代奚族墓志考释[J].北方文物,2016(03).”；
第14条，“田立坤.辽代渤海人墓志考释[J].文物,2012(08).”；
第15条，“王绵厚.辽代韩氏家族墓志考[J].辽海文物学刊,1994(02).”；
第16条，“李义.辽代奚“大王记结亲事”碑考释[J].考古,1975(06).”；
第17条，“王绵厚.辽代奚族碑刻的文化特质与历史价值[J].北方文物,2022(01).”；
第18条，“史金波.西夏碑研究[J].中国史研究,2021(03).”；
第19条，“杜建录.西夏皇族墓志的二元文化特质[J].西夏学,2023(01).”；
第20条，“阎万章.辽代佛教碑刻的文化交融特质[J].世界宗教研究,2023(03).”；
第21条，“吴松弟.金代汉人官员的政权认同与历史叙事[J].史学月刊,2022(05).”；
第22条，“李锡厚.辽代汉人世家与政权认同研究[J].中国史研究,2023(02).”；
第23条，“王德忠.金代翰林学士与碑志文撰写[J].史学集刊,2023(01).”；
第24条，“苗霖霖.辽金墓志撰者身份与文本生成研究[J].史学月刊,2023(04).”；
第25条，“程妮娜.辽夏政权建构与民族认同差异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03).”；
第26条，“孙晓琳.辽代碑志文史料价值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按：这是“著作”，不是“期刊论文”）；
第27条，“王秋华.辽代契丹官制碑志证补[J].历史研究,2024(02).”；
第28条，“于宝林.辽代双语碑志研究[J].民族研究,2023(03).”；
第29条，“张全民.辽代丧葬文化融合研究——以陈国公主墓志为中心[J].考古与文物,2024(01).”；
第30条，“赵永春.辽代契丹职官碑志证补[J].史学集刊,2023(01).”；
第31条，“齐晓光.辽代契丹贵族荫补制度考——基于碑志文的分析[J].北方文物,2023(02).”；
第32条，“朴真奭.辽与高丽关系史考——以耶律资忠墓志为中心[J].朝鲜研究论丛,2023(01).”；
第33条，“刘肃勇.辽代渤海族与契丹族通婚研究——基于碑志文史料[J].东北史地,2023(03).”；
第34条，“任爱君.辽代奚族历史考辨——以萧高九墓志为核心[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04).”；
第35条，“林梅村.辽代西域回鹘商人研究——以安万通墓志为中心[J].西域研究,2023(01).”；
第36条，“王海燕.辽代农业经济研究——以燕云地区碑志文为中心[J].中国农史,2022(04).”；
第37条，“张雪飞.辽代纺织业考辨——以碑志文与考古发现为佐证[J].北方文物,2023(04).”；
第38条，“葛华廷.辽代商业经济研究——以南京地区碑志文为中心[J].史学月刊,2022(05).”；
第39条，“刘永智.辽代道教传播研究——以孙允中墓志为中心[J].世界宗教研究,2022(04).”；
第40条，“周惠泉.辽代文学研究——以萧韩家奴墓志为新证[J].文学遗产,2023(02)”。
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看起来，作者真是下了好大的功夫。
可是我们别忘了，作者之前说过什么来着？“期刊论文数量稀少”！可怎么近五年之间，就发表了这么多高质量的论文？肯定有猫腻。
实际上，在该页列出的29条文献中，除了第12条文献（苗霖霖.全面认识金代墓志撰者身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5-24.）查有实据外，其余28条文献在知网等数据库中根本检索不到，几乎整页文献全部出自伪造。诸位，这不是泥石流，又是什么？
而且，这些文献的题名高度类似，发表时间高度接近。按道理，在史料稀缺的辽朝文史研究中，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如果出现，那只能说明出自伪造。这种造假功夫，比起伪造契丹文字墓志的作假者，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如此大规模的伪造，不大可能出自作者本人之手。合理的推断是，作者使用了AI等人工智能辅助工具“伪造”了一批根本不存在的文献，然后依据这些文献“生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出现了不可胜数的“伪造”痕迹。作为一篇长达数十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个人的力量要想完成如此复杂的“伪造”是难以想象的。
好巧不巧，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提交的日期是2026年6月，正是人工智能技术大喷发以后的“杰作”。如果是人工智能技术大喷发之前的论文，可能做到伪造个别文献，但如此大规模的伪造，必是AI生成无疑。

回到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正文，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AI生成的伪造痕迹。
大家不要以为，AI生成的文本，全是假的。高明的古董作假者都知道，要作假，就得做得半真半假，最好是真多假少，这样才能把人唬住。AI不愧是人类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在这一点上完全继承了人类的这种阴暗心理，并且发挥到了极致。

例如，第88—89页，作者引用了“1990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金厂沟梁镇姚家沟村的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耶律元宁墓志铭》”。这方墓志是真实存在的，作者所说，也都是真实数据。但作者给出的文献出处却有问题：“刘浦江.辽耶律元宁墓志铭考释.燕京学报,2006,新20期:1-15.”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刘浦江老师的确写过这篇文章，但他发表的期刊不是《燕京学报》，而是《考古》！

再看作者引用的墓志内容：自皇家兴王之始，先帝急贤之初，首拜国官夷离堇即今北大王之秩，讳曷鲁辖麦哥，公之烈祖也。未几，迁东京中台省左平章事，加忠义奉节功臣，进封漆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夫人封乙失娩，从夫贵也。
乍一看，这也没什么问题。可是大家要注意，如果大家去看墓志原文，就会发现猫腻。这三句话，实际上不是连续的。它们中间还有很多段落，作者在引用时都没有用省略号断开。
为什么没有断开呢？因为AI引用的是刘浦江老师的文章，而刘老师的文章并没有把墓志全文录出来，只是在写作时把上述三句话在该文的不同段落进行了引用。AI不明所以，“爬”文献的时候就把三处散落的句子组在一起，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AI，唉！

更唬人的内容来自下面这一段。第89页，作者又引用了《韩德让墓志铭》。这方墓志，也是真的，可作者引用的内容，就有些半真半假了：
公讳隆运，字致尧，本姓韩氏，其先昌黎人也，自蓟州入辽，世为燕云著姓。以统和二十九年薨于中京南行在所，享年七十一。自入仕以来，每岁四时捺钵，公皆扈从銮舆，未尝暂离，与契丹贵族世为婚姻，以承国宠。
“公讳隆运，字致尧，本姓韩氏，其先昌黎人也。”这句话墓志里的确有。但原文是：“王讳隆运，字致尧，本姓韩氏，初名德让，其先昌黎人也。”另外一句话：“以统和二十九年薨于中京南行在所，享年七十一。”这句话的原文是：“无何统和二十九年岁次辛亥春三月甲戌朔六日己卯薨于行在，春秋七十有一。”大家看看，这都在篡改原文。

但这还不算错得离谱。接下来这两段话“自蓟州入辽，世为燕云著姓”，“自入仕以来，每岁四时捺钵，公皆扈从銮舆，未尝暂离，与契丹贵族世为婚姻，以承国宠”。翻遍墓志，我就是没找到这两句话。用知网的全文检索功能，显示只有康同学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里有这两句话。
这就奇怪了：明明是公开发表的墓志全文，为什么这句话只有康同学的火眼金睛看到了呢？康同学乃肉体凡胎，按道理也是我南赡部洲之人，怎么还学着东胜神洲的石猴跑到老君的八卦炉里去了呢？
答案在康同学的结论里。他对这段墓志的分析是：其中“中京大定府”（辽代都城，契丹语称“奚王牙帐”）、“捺钵”（契丹帝王四季行营狩猎活动）均为辽代特有的地名与习俗词汇，这些词汇的融入，使碑文既保留了中原家族碑的叙事传统，又融入了辽代多民族共存的社会习俗信息。
大家看，康同学的用意，就是要“证明”碑文体现了“中原plus契丹”的融合。“多元一体”，多么正确的结论啊！
既然康同学给AI的指令是要如此这般，那么AI生成的内容，也只能是把最能体现契丹文化特色的“中京”和“捺钵”塞进根本不存在的碑文里。但AI说，这是真的！你看，我还给出了一个参考文献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镇洪家街辽代韩德让家族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9(1):23-38.问题还是，这个参考文献根本不存在。
这就好玩了。观音菩萨，你看这份文献，究竟哪一部分是真，哪一部分是假？菩萨说：我分不出哪一部分是真，哪一部分是假。读者朋友们，菩萨都分不出真假，你们能分出真假吗？我估计时间长了，连康同学自己都分不清。这才是伪造的最高境界啊。假作真时真亦假，AI生成的文本，就是这么好玩。

我们接着往下看，第90页，作者又引用了一份文献《张思忠墓志铭》。这份文献也是真实存在的。但作者谎称，该墓志“在2022年河南开封出土”，还煞有介事地给出了文献出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封辽代张思忠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24年第1期,第77页.”但实际上，这是信口开河。
熟悉宋辽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开封，那是什么地方？赵宋王朝的东京开封府，自太祖赵匡胤建国以至徽钦二帝，它就是赵宋王朝的首都。就算是宋室南迁以后，名义上的法定首都也是开封，临安不过是行在。什么时候，我宋的首都，竟成了辽人的地盘？可见AI生成，有的时候就会搞出“暖风熏得AI醉，错把辽朝当金朝”的错误。这是典型的“伪史论”。

河北大学的博士生犯下如此错误，这是很严重的。毕竟，河北大学所在的保定市区，这一时期尚属北宋王化之地。身在我宋，却干出了辽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是不是“宋奸”？
查证一下可知，这方墓志是1927年在辽宁义县清河门镇双山（今属阜新市清河门区）出土的。作者想搞个大新闻，但他不知道，AI有时候也会图样。作者又说，墓志的时间是“辽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这更是胡扯，实际年代是辽兴宗重熙八年（1039）。

最最搞笑的是，作者说墓志“铭文部分为七言韵文，共28句，押‘尤’韵”。你看，AI还懂得中古音韵的尤韵呐！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吧：
少年力学志不休，弱冠登科展壮猷；
出守方州施善政，入居台阁献嘉谋；
功高不恃名逾显，德厚能容誉自流；
逝后英魂昭日月，芳名千古照神州。
作者还有评价：“韵律和谐，朗朗上口，与唐代七言铭文的韵律风格高度一致。”编得是挺不错的，“猷”、“谋”、“流”、“州”，都是尤韵字。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哦！是这样吗？
读过唐代墓志的人都知道，铭文部分大多用四字骈文，兼有骚体，很少会写七言诗。康同学说契丹墓志的铭文学唐人，可怎么学得这么不像呢？况且这首诗，读起来好像一首诗，韵脚也凑合，可仔细分析，毫无实质内容，全是词藻堆砌，狗屁不通。我们稍微检索一下就会发现，这首诗，竟然也只见于康同学的大作。真是令我等刮目相看，啧啧称奇。


又比如，第97页，作者郑重其事地介绍了一份《耶律化哥监管阻卜碑》。可他给出的文献出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辽辽代耶律化哥监管阻卜碑发掘简报》,《考古学报》2024年第1期,第156页.”根本就查不到。既然文献出处都是伪造的，引用内容又如何信得？

类似的错误，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在在皆有。多到好像掉进了一个蚂蚁窝，想不踩死一两只都难。AI生成的文本，一大特点就是有板有眼，说得来好像有那么回事，可是内行人一看，就能看出端倪。
例如上文所说的“期刊论文”第21条，“吴松弟.金代汉人官员的政权认同与历史叙事[J].史学月刊,2022(05).”，看起来像模像样，但实际上伪造无疑。AI的唬人之处就在于，它知道吴松弟确有其人（还是大咖），《史学月刊》确有此刊（而且还是CSSCI期刊！），但它不知道的是，吴松弟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历史地理、人口史、经济史，跟政权认同和历史叙事没什么关系。

AI还很大胆，你让让它编，它就敢编，而且编的都是知名期刊，找的人都是学界大腕。史金波、杜建录、李锡厚，都是学界名家。《史学月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史研究》，有多少人想发而不得，结果AI一通操作，全都发出来了。
“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只是康同学也要ask myself：“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AI更唬人的是，它以为人类都是傻瓜，不会去查刊物和数据库。实际上，只要把上述标题输入知网、万方等数据库检索，就可以知道当期刊物究竟有没有刊发这篇文章。这个操作，傻瓜都会。当然，AI以为人类傻瓜，那是AI的问题；如果用AI的人也以为人类除了他之外都是傻瓜，那么他自己就是那个傻瓜。

康同学在提交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是不是内心还有一丝窃喜呢？毕竟其他人都脱了几层皮才写完学位论文拿到学位，康同学轻轻松松就用AI生成的文本拿了学位——教我如何不欣喜？
康同学这么做，首先是他个人的问题。可怕的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从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外审到最终答辩，竟然没有一个人指出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存在的严重问题。套用学界最常说的一些话，制度运行，在康同学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出土”过程中全部失灵。

关于AI在毕业论文中的使用规定，我查到的是河北大学教务处发布的《关于对2025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进行学术不端检测与规范使用AI工具的通知》，发布日期是2025年4月9日。其中第五条“AI工具使用规范与要求”有四款规定：
1. AI的合规使用过程中应遵守国家相关法规，AI工具可用于辅助论文写作，如文献检索、语法检查等，禁止用于生成完整论文或核心研究成果。
2.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必须遵循学术诚信原则，严守学术底线，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追溯性。禁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虚假数据、虚假信息。
3. 论文须体现学生个人的学术能力及贡献，学生应确保论文的原创性，遵守学术论文道德规范。严禁防范AI代写、抄袭等不端学术行为。
4. 若论文写作过程中使用了AI工具，学生须向导师汇报AI使用情况，并按要求调整，且须在论文中注明工具名称、用途和版本号；指导教师应加大对学生论文撰写的指导力度，帮助学生正确认识AI的作用，明确AI使用边界，避免依赖。导师在论文指导过程中，务必要求所有学生说明AI使用情况并进行监督和指导，切实担当起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之责，为论文质量筑牢第一道防线。
伪造文献、伪造材料，利用AI生成完整论文或核心研究成果，这是不是违反了河北大学自己的规定呢？即便这份文件针对的只是本科毕业论文，那么我们也应该进一步追问：连本科毕业论文都必须遵守的规则，难道博士学位论文不应该遵守得更好吗？

康同学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已经涉嫌学术不端。而根据河北大学研究生院2020年7月19日发布的《河北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
第五条 学术不端行为是指违背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主要包括：
（一）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侵犯知识产权；
（二）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三）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注释、文献，捏造事实；
（四）谎报发现或发明；
等等。
公布的处理办法，都是针对在职教师的。至于怎么处理已经毕业的博士生，我没有查到河北大学的相关文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