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镕基：世间再无张居正

寂静回声

朱镕基，湖南长沙人，据说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后代。

称他是朱元璋十八世孙、岷藩后裔,，9岁时父母双亡成为乱世孤儿。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棠坡朱氏的历史作了梳理。从他整理的资料来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这一支，朱镕基应该算是岷藩十七世孙。

他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长到12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小小年纪的朱镕基无父无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由三伯父朱宽浚和五伯父朱学方抚养成人。
1947年从长沙一中毕业后，朱镕基以湖南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在清华，他当过学生自治会主席，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劳安，1949年10月入党。

从清华到东北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赴东北。
“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
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
“这个时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朱镕基由于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当时工业部领导的极大赏识。东北工业部对朱镕基来说，除了取得初步经济工作经验外，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人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多年后，每遇危难，都会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过了次次危机，并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宝华等，而对朱镕基最重要的，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经历影响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难加以评估。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他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3月2日，马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
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消，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
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据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随高岗进京，包括马洪和朱镕基。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

按照官方公布的简历，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秘书、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据朱镕基的同事说，朱镕基是时任计委领导人之一张玺的秘书。张玺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书记。而海外有传记说朱镕基是当时计委主席李富春的秘书，此说被朱镕基的同事给予否定。马洪说，“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也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是计委当时最出色、最有前途、领导期望值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当时很多同事的肯定。“朱镕基讲话逻辑性极强，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从不马虎。有时开会，由于职务关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他只要看到或听到他认为不合理之处就会立即指出，使有的领导很不满意。”

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时间长达6年，6年中，中国经历了初步工业化，而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管理核心部门，无疑处在中国工业化的风口浪尖上。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特点，计委几乎要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能说这段时间对朱镕基熟悉中国经济没有用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朱镕基还在国家经委担任过一段时间领导职务。“计委工作相对宏观，而经委工作相对微观，但对朱镕基的历练是一样的。”朱镕基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经常看见朱镕基翻看各种资料，还要经常起草文件，偶尔还写经济理论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学习，外语也没有丢。

1956年，朱镕基与劳安在长沙结婚，此时，朱镕基年方28岁，在国家计委任职。从东北工业部到国家计委，20多岁的朱镕基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
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自从被称作“蛇”后，5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

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这段艰难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份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份子存在，他们就会同党外右派份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

1957年，“一五”计划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层的头脑开始发热，在领导经济工作上，中国正在酝酿“大跃进”。时年30岁的朱镕基，虽然在国家机关历练了7年，却没有学会官场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意见。

在大气候下，国家计委党组也召开座谈会，时任主任李富春亲自到会动员，让大家畅所欲言。然后，国家计委各局相继召开各种座谈会。朱镕基最初并没有发言。为了避免冷场，有领导再三要求他发言，说，你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谁提啊？一定要他提。于是，29岁的朱镕基站起来，讲了3分钟。
这篇讲话，收录在《朱镕基在上海讲话实录》一书里。朱镕基提到，国家计委和地方省市计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时，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光听下级的汇报，光看下级给出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多。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滋长蔓延，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有害无利。当时，他的发言被认为有利于“帮党整风”，得到大家的赞同。

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机的险恶，更不知道此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1958年春，朱镕基被他信赖的党组织打成右派。20多岁的他便追随这个党，就向往着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反党分子了呢？

20年的“右派”生涯，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李锐分析说，当时的计委有领导欣赏朱镕基，可能暗中保护了他。事实确实如此，朱镕基在下面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郭道晖回忆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说，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在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课学员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这一经历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证实。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员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就意味着不是党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三天一小运动，五天一大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当权派”，但由于有“右派”的经历，也少不了陪着挨整。


1968年以后，“文革”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而重点是在后者。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手段，一个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产生：“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来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农民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份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练、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有回忆说，在当时群众之间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其实已成为迫害异己、惩治知识份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最初，干校没有家俱，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没有，于是干校便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由于担心丢失，一个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忍饥挨饿，“天气冷极了，也没有暖气，没有水。”和朱镕基一起劳动的同事向记者介绍，国家计委襄樊“五七干校”位于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有这些人到来，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这段时间，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这5年的人生经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朱镕基在谈到这段时间时感慨很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由于朱镕基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复出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治理整顿。虽然此时“文革”还在进行，政治压力依然很高，已经瘫痪的国家机关、工厂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朱镕基已经很难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怎么办？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此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而2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也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离现在已经23年了，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
那么，当时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样的？几个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职工，大体勾勒出一个轮廓。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管道局一个退休职工说，“在我们眼里，朱镕基当然是很有水平的，不爱多说话，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他的英语很好，能说能写，能翻译。”
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些体力活。“施工很艰苦，宿舍就是帐篷，在野外的时间要比在机关里的时间长。当然不是朱镕基一个人在一线，大家都在一线。”管道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朱镕基当上国家领导人后，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庆祝，曾告诉朱镕基。朱镕基批示说，赞成管道局周年庆祝不搞庆典等做法。


1978年，朱镕基当年的老领导马洪，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手下缺人，调他回北京，任研究所下面一个研究室主任。同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朱镕基20年的右派问题终于划上句号。
在正式平反那天，中国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把他的档案袋里定他“右派分子”的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抽出来，付之一炬。朱镕基看着那一张张记载他“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化为灰烬，没说一句话。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身穿驼色西服，系着红黑相间的领带出现在800多名上海市人民代表面前。按照大会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市长、副市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可以做不超过十分钟的施政演说，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前面的人都讲了不到十五分钟即告结束，而朱镕基一上台开口就得了满堂彩。整个会场中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哄堂大笑，气氛活跃而热烈。
朱镕基到上海后抓了不少小事，比如坚持阅读群众来信并做亲笔覆信等；同时他也抓了几件大事，比如和兄弟省市的关系、“菜篮子工程”、交通问题和上海的市政建设。朱镕基曾经亲自到黄浦江上游解决污染问题，使上海人日常饮用水的质量得到改善。这一系列的成功使朱镕基大获人心。

明万历前十年张居正执正，经济繁荣军费充足；张居正之后，明朝财政开始显露严重问题，时人感叹“世间再无张居正”。此处引用此语，一层意思是指朱镕基的能力与魄力，更多的是指中国不再具有这位“铁血宰相”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与势。

1991年底，年届60岁的朱镕基被邓小平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抽调入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之久、带有鲜明个性的朱氏治理时代。朱镕基自大学毕业不久即进入国家计委，其后在石油部门、国家经委、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工作历练，熟悉宏观、产业、学术及地方经济各个环节，是一位罕见的实务及理论大家，其为人不苟言笑，以严厉、高效、清廉著称。在他的治理下，经济变革呈现出鲜明的集权化特征。

1990年，中国经济整顿核心问题是清理三角债。1991―1992年间，“三角债”的规模最大时曾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1991年中国GDP总量1991为2万亿元），全国有90%的企业被卷入“三角债”链条中，所谓“三角债”已经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甲欠乙、乙欠丙、丙欠甲的连环债务问题，而是捆住中国经济的绳索。清理三角债，成为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的第一单任务。


当时全国媒体上连篇累牍谈三角债的严重，形成三角债的主要原因被概括为：
一是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对生产部门贷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
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企业间相互拖欠；
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的恶性循环。

根据当时的调研，朱镕基定下的清理方针是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源头入手，重点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三角债源头，同时狠抓限产压库促销、调整产品结构和扭亏增盈。第一站选在鞍山钢铁厂，是因为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正饱受“三角债”折磨：当时鞍钢卖给沈阳电缆厂3000万元的钢材，货款要不回来。因为没钱，鞍钢无法支付炼钢所需的煤炭钱，导致煤矿不再给鞍钢供煤。煤矿的煤不能往外卖，就发不出工资，煤矿职工的生活就很困难。在调研组去之前，鞍钢正面临锅炉停产的风险。

煤矿、鞍钢、沈阳电缆厂的“三角债”问题，是中国当时经济的缩影。朱镕基认为连环清欠招数有迭加效果：
譬如对电厂投入资金，电厂还给设备制造厂，设备制造厂还给钢厂、钢厂再还给煤矿、铁路，这样迭加起来，效果就明显了，投入1元清理3元。
如果搞得好，还能达到1:4甚至1:5的效果。
根据这一指示，辽宁首批清欠的试点企业主要从机电、冶金、煤炭、有色、建材等生产资料行业中选择。
在东北三省，首批清理“三角债”的企业选择了300户左右。
清欠小组对试点企业债权债务情况，先进行扎实具体的摸底，派了14个工作小组到东北重点省市帮助清欠。
朱镕基本人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


清欠结果如下：用朱镕基提出的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在东北取得成功后，推广至全国。历1991、1992两年，3000亿涉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众多企业的三角债，中央政府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0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清理了2190亿元三角债。
这是朱镕基从上海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的第一板斧，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难缠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邓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从此以后，“经济沙皇”、“铁血宰相”成为朱镕基的绰号，“懂经济”更是他的金字招牌。



随即他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在争议颇大的沈太福集资案中，力排众议，将沈太福处以极刑。
1993年，中国经济再度出现投资过热，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9％，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
国务院出台“国十六条”紧急“降温”，其中包括，提高存款和贷款利率，全面削减基本建设投资，重新审查地方批准的经济开发区，整顿海南、广西北海以及上海的房产投资热。这些措施呈现出行政主导、积极干预的明快特征，并迅速取得见效。


从清理三角债开始，到沿海经济泡沫破灭不到三个月时间。当时许多沿海地区包括海南、北海、汕头等等城市人人都财大气粗，满世界去走私购物，人人买宝马奔驰和别墅，一夜之间却全部露馅，原来每一个大款都是从银行贷的钱，结果造成海南一地300多人跳楼跳海，整个沿海地区据说有1000多人跳楼跳海，有的人间蒸发。在清债的过程中，由于人人都要还债，导致海南发展银行遭到挤兑，最后被迫破产。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形成了新的改革思路，在决策层看来，中国改革走过了十五年的渐进式增量改革之后，应该进入整体改革的新阶段，经济体制乃是一部配置资源的机器，长期在体制外打“外围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必须把改革的对象与重点放在体制之内，使之与蓬勃发展中的、市场化的体制外力量形成制度性的匹配。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宣布未来的改革将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
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之下，吴敬琏等人提出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方案被接纳，中央政府围绕价格、财政和税收三大主题，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其主要政策安排包括：
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将沿用多年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新的分税制，从而改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
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建立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推进现有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和商业银行的多元化；
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宣布取消双重汇率制，自1994年的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
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以股份制改造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这些政策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分税制的提出，它对后来的中国经济格局影响最大，同时，也最具有争议性。

以分税制取代财政大包干制，目的就是改变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被动局面。在朱镕基和他的幕僚们看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必须进行重新的“合理设置”，否则，宏观调控将缺乏坚实基础。如果中央政府在改革中行动迟缓，地方则积极试点和力求扩展，那么，加快改革很容易被理解为自下而上地冲破中央的领导和管理。


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
为了说服各省，朱镕基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全国，一一说服，其间颇多拉锯、妥协。那段时期的朱镕基压力非常之大，到处都是反对之声，他首站去的就是在财政大包干制度下得益最大的广东省，自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朱镕基成功地说服了广东省，作为“代价”，他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于地方政府，这为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伏笔。


分税制的实施成效非常显著，在这项制度执行的第一年——1994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就猛增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个百分点。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从1995年到朱镕基退任的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在原理上，分税制是一项联邦财税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采用不同形式的分税制，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却发生“变异”，成为了中央实现经济集权的手段。作为分税制的首倡者之一，吴敬琏在晚年对这一制度的实行现状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推行分税制的前提是必须清晰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然而这两项都被刻意地“回避”了。
首先是事权不清，特别是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了县以及县以下的政府头上，以2004年为例，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在教育事业费上，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方面，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
在中央把省里的部分税权上收的同时，地方也上行下效。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上收到省里，而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其结果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由于“支出责任”的过度分散化，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企业”去赚钱。
其次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将大部分税收持于手中，却不公开财政支细目，拒绝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应转移到地方的那部分从来不与地方讨论，不接受监督，而是以“项目建设”的方式落实，投资及决策权力集中于国务院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毫无话语权，只好在北京设立“驻京办”，出现了所谓“跑部钱进”的恶劣局面。地方一“跑部”，中央的权威当然就至高无上了。

这两个问题，用直白的话说就是：地方把大部分的钱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钱收上来了，但怎么花却从不跟地方商量。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曾揭示说，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基础于联邦政体的分税制在中央集权政体的中国发生“变异”，正是这一规则的生动体现。


1998年3月，朱镕基当选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即席慷慨发言，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为日后的中国经济打造出了“三驾马车”。
朱镕基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时，曾痛斥：“广州省湛江市，整个党政机关都牵涉进去了，从市委书记开始，到常务副市长、副市长、市打私办主任、公安边防局政委和局长，当然还加上海关关长，这个海关关长受贿1000万元以上。他们把我们一个政权、把我们共产党的一个根据地都给丢光了。
朱镕基提到的，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广东湛江特大走私案。

1999年5月2日，广州、深圳、佛山、茂名、湛江等五市的中级法院，对湛江特大走案的31名被告作出宣判，6人被判死刑，8人被判死缓，6人被判无期。
其中，走私头目李深、张猗、邓崇安、林春华被判死刑，并被执行死刑；陈励生被判死缓。
经查，1996年初到1998年9月，以李深、林春华、陈励生等为首的三大走私团伙，走私汽车、钢材、成品油等货物，达110亿元，偷逃国家税款62亿元。
湛江的这三大走私团伙各霸一方，分散经营，但又相互勾结，且各具特色。
陈励生走私团伙后台最硬，陈凭借其父陈同庆任湛江市委书记的后台关系，派驻香港后，成为香港居民，然后回湛江成立假合资公司进行走私。


1998年8月19日，湛江海关的缉私艇在雷州市吉港截获一艘走私船。海关人员上船检查时﹐遭五十多个打手包围毒打。所有走私货物被运走。
当时，全国打击走私会议结束才一个月。1998年9月初，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到举报后，十分震怒，立即指示查办。


不久，由中纪委牵头，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广东省共同组成现场指挥领导小组，负责查办湛江特大走私案。领导小组由5人组成，组长是中纪委常委祁培文，成员是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公安厅长陈绍基、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王华元（后来这几个也进去了）。
由于五人小组第一次在北京开会的时间是1998年9月8日，案件被称为“9898”案。


1992年，陈同庆任湛江市委书记。他明知李春强是雷州乌石镇有名的走私分子，但他到乌石检查工作时，竟成为李家中的“贵宾”。
陈同庆的儿子成立的湛江汇江公司和香港汇江公司，是专门从事走私的私人公司。陈同庆授意杨衢青等三名副市长由湛江市政府出具担保函，为该公司向境外银行贷款4000万港元，用于走私汽车、复印机、柴油、洋酒等，走私额达1.44亿港元。
陈同庆还多次要湛江世联公司购买他儿子公司走私来的复印机零件。
陈励生的47台走私汽车，有次被遂溪县公安局查扣了。在陈同庆的干预下，走私货被放行。
有陈同庆父子的带头，湛江市的党政官员纷纷加入走私行列。


此案牵涉的官员多达259人，其中厅局级官员16人，处级官员45人，科级官员64人，湛江市委、海关、边防、商检、港务等部门“一把手”全部涉案。
原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副市长杨衢青，湛江市公安局边防分局局长邓野、政委陈恩被判死缓；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湛江海关调查处长朱向成被判死刑，并被执行死刑；原湛江市常务副市长叶振成被判有期徒刑12年。


湛江特大走私案发生的同时，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也在进行当中。
参与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党政军官员有：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济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姬胜德，原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等一批官员。


从1997年夏季开始，美国的对冲基金狙击亚洲各国货币，引爆“东亚金融危机”，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及韩国的资本市场相继失守，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则跌去了44％、43％和41％。
金融风暴肆虐周边各国，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经济和民众心态，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到1997年中期，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朱镕基在国务会议上承认，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



更让人担忧的是，当时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总数达到了创记录的1275万人，其中只有少数找到新工作。进入1998年的6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在金融危机和天灾的双重打压下，中国出现自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萧条。
正是在这种“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时刻，朱镕基以三大经济政策，将中国经济强行拉出泥潭。
启动城市化建设：朱镕基宣布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间，当局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各大国有商业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同时，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


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元气大伤，相对而言，未受重伤的中国经济则出现了“水落石出”的效应，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1998年7月，国务院做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

这三大政策分别着力于投资、出口和内需，由此构成拉动经济复苏的“三架马车”。在哀鸿遍地的1998年，中国经济率先触底反弹，“否极泰来”。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东亚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甚至逆流而上，一举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


朱镕基2002年11月19日在香港礼宾府的内部演讲，他针对当时的香港局势，脱稿讲演了近半个小时。
他强调，作为中国一颗璀璨的明珠，香港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要寄希望于香港600多万人民，寄希望于香港的年轻一代……。
他说，“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港府官员有责任，北京中央政府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



在朱镕基当政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以放权让利和推行承包制为改革的主要手段，至1992年6月，国务院还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企业十四项经营自主权。
然而，这些试图绕开产权清晰而展开的种种放权性措施，都被证明是极其失败的。进入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8.6倍。
朱镕基很快放弃了沿袭了十多年的思路，他认定国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十万计的“亲生儿子”们，必须有所放弃。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



所谓放小，就是将那些经营业绩不好、非关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关停并转”为名，向民间出售，若无人要，则予以破产。
此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引起很大争议，保守者视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有人写“万言书”控诉朱镕基为国有经济的“败家子”。
所谓抓大，就是模仿日韩的大公司模式，选择一些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在金融信贷政策上予以扶持，通过“实业－金融”混业经营模式使之迅速壮大。1996年，中央政府对1000户重点企业中的300家明确了各种信贷扶持政策。同时，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将重点扶植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等6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在中央政府确定了“国家队”之后，各省应声而动，纷纷开出自己的扶持名单，宣布将在若干年内将它们送进“中国500强企业”，而各地市则相应地提出了打造“省级百强企业”的构想。

然而到1998年，“抓大放小”战略忽然终止。在东亚金融风暴中，日本及韩国很多奉行混业经营模式的大财团相继陷入困境，特别是韩国大宇集团的破产，给中国经济界以极大的刺激。此后，“抓大”战略悄然转轨，国有资本开始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的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


在当年，这一策略被称为“国退民进”，此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二十年来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的悄然终结，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四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在这些企业中，以东部地区的所占的比重最大，为45.6%，也就是说，将近一半左右的东部私人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是本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各地依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


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而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龄折算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有一个细节应该被记录下来：按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



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拟定了相关计划，最终却遭到国务院的否决，其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以非常血腥的方式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朱镕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精彩表现，让他成为上世纪末最后几年里全球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家和经济治理大师。在之后的2001年，他又通过艰难的谈判，率领中国加入了关贸总协定组织（即日后的WTO）。
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创造了连续十二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高达9％的经济奇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长期低于3％（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CPI分为－0.6％、－1.3％、0.8％和0.7％）。这段时期堪称当代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间”，也是自187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盈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转变。
首先是产业结构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战略性转型，随着公路交通投资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中国从此进入城市化建设的新时期，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特别是水泥、钢铁的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进而刺激了对上游产业的大规模投资。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29亿元，投资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121.9％。
与能源产业投资热的迅猛升温几乎同时展开的是，国有企业集团正策略性地向产业上游领域“退缩”，它们因此成为了此轮投资浪潮的最大获益者。到2003年前后，国有经济的面貌已焕然一新。



朱镕基在离任前的最后一项重要布局是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垄断能力最强、资产规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7.1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59万亿元，基本聚集于石油、钢铁、金融、通讯等传统垄断性产业，这些“中央队”成为国有经济的“基本盘”。
在产业的中下游，由民营企业集团控制的服装、食品及机械、电子制造产业则成为了外贸政策放松的获益者，广东、浙江以及江苏等省的中小企业纷纷转战国际市场，制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Made in China”对全球的制造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房地产市场的“松绑”则带来三个重大效应。
其一，在分税制改革中丧失税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1998年之后，各地把出售土地成为开拓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城市经营”为名，大肆炒作地价。2005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1.44万亿元，而同年，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5500亿元，约为三分之一，到2012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到2.68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8.4%，加上1.8万亿元的土地相关税收收入（其中一小部分与中央分享），地方政府对土地形成严重的依赖。地价高涨不止，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症。
其二，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盈利产业，到2001年，在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前一百位富豪有六成来自地产业，其后十余年这一比例从未下降过，这当然让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们非常的沮丧。在美国历史上，尽管也有地产暴涨的时期，但在名列全美前一百位的富豪中，地产商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五。
其三，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增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视之为财富增值及抵抗通货膨胀的避险性投资，在后来的十余年内，房价水涨船高，成为民间财富配置的“变压器”。农民、城市低收入阶层以及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在这轮财富暴涨期中几无所得，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不得不将未来的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生命“透支”于一套房子。



上述演变呈现出非常清晰的轨迹，构筑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基本面貌，直至今日，所有的经济特征仍未跳出朱镕基当年布下的“变革之局”。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信贷和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
当年的一位被朱镕基点名提拔为国务院某部副部长的人士也都认为，朱老板在你们“外人”眼中的开明和开放，很大程度上是被李鹏的保守僵化反衬出来的。朱镕基一九九一年从上海到国务院之后，一位部下曾当面喊了他一句“朱老总”，被他厉声喝止。不过日后他的一些最为亲近的下属，包括国务院的几位被他直接任命的部长和副部长，当面叫他“老板”，他并不反感。

朱镕基的经济思想很难笼统地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来定义，事实上，他遭到过来自保守派及自由派两个方面的猛烈夹击。1996年12月，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当演至商鞅被车裂而死时，他“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这是一个很有历史寓意的场景。
更准确地说，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相比较的正是那些才华超众、褒贬不一的集权主义大师们——从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到宋子文。也许很多年后，人们仍然会为如何评价朱镕基而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