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中国：官僚主义的三难困境
《外交政策》近日刊发作者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丽兹・C・李和王胜宇文章认为，习很难说服中国庞大的行政机构朝着他喜欢的方向前进。文章认为，官场吏治面临一个典型的委托人-代理人困境。习核心确定了优先事项，但地方官员执行时获得的激励措施并不总是一致的。
过去中共在改革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依赖于一个残酷的简单原则：国内生产总值增长（GDP）。地方官员也了解规则：只要增长机器继续运转，债务积累、环境退化、投机性建设，甚至社会动荡的爆发都可以被容忍。
多年后，这种模式产生了巨大的扭曲，结果是中国经济看似向前发展，中国转变为全球工业强国，但这个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近年高速增长变得更加难以维持。2026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中共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承认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多项严重困难，并调低经济增长目标。
习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表示，“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成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丽兹・C・李和王胜宇文章认为，习显然要表明，他长期以来一直对GDP崇拜的歪曲感到不安。但他要建立一个新的评估系统遭遇困难，因为他期望地方官员同时满足三个经常向不同方向拉动的要求。
第一个是严格的政治服从。在改革时代，地方官员有空间使中央指令适应当地现实。那个空间已经大大缩小了。习要求，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必须不偏离或修改地实施。实施不足和过度热情都可以被视为政治错误。
第二个期望涉及技术升级。北京仍然想要经济活力，故此抛出所谓“新质生产力”的概念重新构建了增长框架。鼓励官员培养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绿色技术和其它前沿产业。
第三个期望则是侧重于系统性安全。北京越来越将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视为对长期稳定的威胁。特别是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和庞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虽然提升了国内生产总值，但留下了沉重的负债和闲置资产。
丽兹・C・李和王胜宇文章认为，这些优先事项中的每一个本身都是有意义的。但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官僚主义的三难困境，官员们实际上只能满足三者中的两个。因为创新需要冒险，如果地方官员优先考虑风险控制和严格遵守中央指令，创新会受到影响。如果追求创新，负担就落在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财政压力并破坏金融稳定。
文章认为，官员被要求一次性完成所有事情，显示习事实上无法动摇整个体制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崇拜。
在官员左右为难之下，结果就出现“躺平”，而习的反腐败运动加剧了这一点。官场正在进行大规模内部清洗。去年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181人，比2024年的92人增加近一倍。
《外交政策》的这篇文章表示，官员谨慎并不总是意味着无所事事，但因为怕做错事太多，于是纷纷冲进政治上受青睐的领域，因为这表明与核心保持一致。其结果各省和市当局涌入相同的高科技产业，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重复建设项目和浪费的资本。
2025年12月10日习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坚持内需主导，又要求地方坚持创新驱动，等等。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地方财政陷入捉襟见肘的困窘境地，体制内官员及公务员过去优厚的待遇也大打折扣。
3月1日出版的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习的文章，要求官员“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习又解释“全面从严治党”，“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
丽兹・C・李和王胜宇文章认为，习试图透过体制调整来软化官员的不安，至少在原则上，鼓励官员们大胆地追求创新。但很少有干部愿意将自己的事业押在模棱两可的宽大处理承诺上。
习强调的政治忠诚，不能容忍更自信的官僚机构，且事实上一直奖励表演式的忠诚，这会在官员中滋生无声的怨恨。文章认为，当局通常指公开宣称忠诚，但私下表不满的官员为“两面派”。但习想要一个可以同时做所有事情的官僚机构，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官员难以逃避上述三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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